对话评委 Hyundai Blue Prize2020
时间:2020-07-07 02:07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bosi 点击:次
易车讯 2020年5月，现代汽车文化中心第四届“Hyundai Blue Prize年度艺术大奖”正式拉开帷幕。
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坐落于中国当代艺术聚集地798艺术区的中心，是融合汽车文化与艺术的跨界实验基地。现代汽车文化中心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为土壤，以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开拓性发展为己任，在全球化语境下结合 “Creative Energy” 理念，致力于开发和探索中国多元化跨界的可能性。 通过在艺术、设计、科技等领域的不断尝试创新，推出优秀的跨界展览和丰富的文化教育项目，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在近年持续邀请观众一起思考并挑战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助力开启全新优享生活方式。 大赛邀请了国内外知名艺术院校教授、美术馆馆长及策展人等专家组建评委团，包括由6位国内外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评委，以及由8位活跃在中国各地的初评评委。 其中8名初评评委包括：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科技方向教授、策展人、艺术家费俊；曾任今日美术馆馆长、伦敦艺术大学博士研究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博士后高鹏；四川美院美术馆馆长、四川美院美术学系副主任、教授，四川美院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艺评家、策展人何桂彦；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跨媒体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ICAST)博士、研究员，云栖?2050博悟馆馆长刘畑；独立策展人孙冬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艺评家邵亦杨；OCAT当代艺术中心西安馆公共学术项目策划人、独立策展人、批评家于渺；《美术》杂志副主编、艺评家、策展人盛葳。
一．作为HYUNDAI BLUE PRIZE的初评评委，您如何理解“谐振之城”这一主题？ 在孙冬冬看来，谐振的价值在于有效的传递与有效的反馈。但机器或者数码物之间的谐振可能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还意味着某种新的组织方式，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相比于功能性的有效，孙冬冬更加关注这种“有效”背后的伦理议题以及人与物，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对于盛葳来说，“谐振之城”是一个积极的主题，但与此时此刻全球现实正好形成反差和对应。新冠病毒肆掠全球，在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制造出巨大的对立和恐惧，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另所有人瞩目，给全世界的未来带来巨大的影响。
与他相似，高鹏认为，“谐振之城”主题的意义是对未来城市生活质量探索的新视角。如今的城市，各个层面越发细化，同时也越发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疫情，更是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关系。近几年艺术和科技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城市的影响更深入，所以面对当下的问题，这个主题更具有现实性和急迫性。 而在费俊看来，新冠病毒的危机也可以说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危机，城市既是人类寄居的主要场所，也是病毒蔓延的主要载体。
在于渺那里，“谐振之城”这一议题则紧扣充满断裂的当下。 “在世界一波三折的重启过程中，这一议题的提出并不是让我们简单地去勾画臆想中的“和谐”，静态的和谐从未存在，而是督促我们将疫情转化为一次思辨的契机，去正视全球化网络的脆弱，去直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迫切，同时也去指认那些貌似“不和谐”却实为复杂、宝贵的经验。” 因此，于渺认为，“谐振”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元声音的持续共振。 这背后也许是新型的合作社群的兴起, 也许是知识共享的壮大，也许是不同社会部门形成的新的团结，也许是某些尚未伸张的社会正义。总之，Hyundai Blue Prize将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在“后疫情时代”重新想像乌托邦的舞台。
二．您如何看待当下跨领域协作愈加成为主流工作方式的现象？ 于渺认为，跨领域组织的能力以及跨学科的学习能力不仅仅是趋势，而是必备的技能。其背后是锲而不舍的坚韧、是资源对接的想像力、是对于复杂人性的洞察和驾驭。只有勇于打破自己舒适区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才能走得远。 在何桂彦看来，伴随着新技术、新媒介、新材料的使用，艺术创作越来越多元化。同时，传统意义上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需要团队协作，而且，有时是跨学科的合作。当然，展览策划更需要团队合作，因此，今天的策展人需要非常高的综合能力。 刘畑表示，从大尺度上去看，人类整体始终都在形成一个大的知识和组织协调，这并不是新事。超越自我的局限是永恒的任务，而不同领域间的分化与整合，存在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往复从而前进的方式。所以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趋势，所以才有“城”(空间、政治)、有“市”(时间、经济)。 此外，虽然当下跨领域学科的实践合作愈发火热，但在孙冬冬看来，人们依然需要去追问打破学科间性的目的——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信息的增墒，无论是策展人、艺术家，还是每个个体，人们面对的困境是如何减墒，实现自己这个局部的组织化。 三．对于大奖下的年轻策展人们来说，怎样的展览和策展人可以被称为是一场好的展览，和一位优秀的策展人？ 在盛葳看来，首先便是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和鲜明的看法，在一个什么都被做过的年代，这并不容易，即便是一个极为微观的课题，要立即产生吸引力也是困难的，因此，对这个时代最重大变革主题的关注尤为重要，但对这些变革的洞察能力更为重要。其次，良好的组织和现场呈现的能力是一个优秀展览和策展人永远不变的标准。最后，传媒时代，如何利用媒体尽可能呈现自己的展览，让更多人通过媒体，而不是现场去理解和接受它，则是这个时代新出现的标准。
刘畑也在最近十年来体会到了相似的感受，即策展人与机构的关系愈加成为一种互为“中介”的关系，并且越来越建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刘畑认为“必要性”是判断一个展览或一位策展人的重要标准：事实上，很多展览不必要做，很多展览不必要有策展人。 何桂彦则表示，随着超级画廊的出现、美术馆时代的来临，策展人的身份也在不断细化，出现了机构的策展人。一方面，中国的艺术生态变得愈加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也是不断在制度化。 费俊认为，展览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载体，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知识传播的效力，而一个策展人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的品质上。 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与电气时代的产业相匹配的学科分野，也使得教育往往以培养专才为目标；信息时代在解构旧的产业结构，重新建构跨领域的生产力关系，也提出了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时代更迭的必然结果，“Creative Negotiator/创意性的协调者”将不只是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也可能会成为面对未来的一种基本能力。 在于渺看来，就科技议题的展览而言，理性不稀缺，稀缺是情感、想像力和讲故事的能力。譬如，往届Hyundai Blue Prize获奖选手龙星如的《撒谎的索菲亚和嘲讽的艾莉克莎》在展览的情感叙事上进行了优秀的处理，而刚刚开幕的《游戏社会： 狼、猞猁和蚁群》则在自然史中的意象和单体生命史中寻求叙事之道，以三种动物作为媒介技术发展不同阶段中的三种隐喻。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在地现实语境下，随着城市的士绅化、针对城市空间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管控增强，于渺观察到非营利艺术机构和小型画廊面临被腰斩的困境——“一方面是美术馆基建的大跃进，另一方面是艺术机构多样性的持续萎缩，年轻策展人可以灵活自主地策划项目的空间无疑正被大幅挤压。这是年轻策展人的新日常。” 邵亦杨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好的展览应该在学术上有创新，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力。策展人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能力、判断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青年策展人如果能够通过艺术形式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自然会对于艺术和理论有所推进。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也谈到了学院在连结年轻策展人和社会实践上的重要作用。她表示，学院是培养青年策展人重要机构。学院传播的学术理论和知识不仅对学院中的学生，对社会上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也有所帮助。 而对于一个展览而言，孙冬冬设立了这样几种标准：策展人能做到言之有物，作品之间的逻辑清晰，展陈空间分配合理就是一个有质量的展览；同时，写作上清晰的思考逻辑和展览现场的经验同样缺一不可。 何桂彦也将问题意识和其必要性作为评判的重要标准——在他看来，谈论某种标准的关键是这个展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展览的目的是什么？是一个艺术史意义上的研究展，是一个艺术个案展，是一个讨论新的艺术现象或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展览，还是一个强调观众参与和体验性的展览？因此，单一的判断标准是有问题的。不过，一个好的策展人一定是有艺术判断的，是有学术立场的，是有问题意识的。 高鹏表示，展览和策展人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问题意识，这是灵魂，关系到他/它是否可以立住。同时，能够兼顾运营的诸多层面，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因此，青年策展人要具有国际视野，学习而不盲从，从而更好的认知自我。当一切融会贯通以后，处理二者的关系就会更加自如。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丰富”与“限制”并存的状态，同样也是策展人们在面对当下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境遇。尤其当全球性疫情袭来之际，也迫使着人们去重新思考全球-在地-个人间复杂且联动的关系。 四．作为评委，您对Hyundai Blue Prize有何期望？ 可以说，虽然当下中国年轻策展人的生态还未完全成熟，个人也无法避免历史、时代与当下社会对于艺术和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在此时，对于Hyundai Blue Prize这样一个更加侧重于年轻策展人的挖掘与激励的国际性策展人大奖来说，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在孙冬冬的期望中，他依然希望可以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和展览主题之下，看到年轻策展人们呈现出极具创意、虎跃时空的展览，并为当下的艺术世界提供一种远离历史虚无主义的解决方案和艺术视角。
费俊也在采访中表示：“Hyundai Blue Prize对于推动中国年轻策展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几届的Hyundai Blue Prize以及成功的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策展人，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大量关注策展并有志从事策展实践的年轻人。” 而在于渺看来，Hyundai Blue Prize的议题设置一直紧扣当下现实的挑战、对于科技和生态的关注处于学术前沿、资深的评委老师对参选策展人有着切实的指导、出国考察等，这些都是Hyundai Blue Prize的吸引人之处，也是这个奖项为什么一直保持着业界标杆的原因。 同时，于渺也惊喜地看到今年的环节设置加入了初评评委对于候选人的辅导。在她看来，在社交隔离的时代，人们对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依然抱有很大的渴望。不管是参选的策展人还是评委，最终的胜负不仅仅是这一旅程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所有参与者在彼此之间学习到了什么、获得了哪些启发和成长，这种获得是双向的。 策展人是艺术最后的标准和底线的坚守者。于渺表示，期待本届评选给策展人与评委之间，评委之间带来更多线上或者线下的切磋与交流。 盛葳也在采访中表示，Hyundai Blue Prize每一届获奖策展人和展览都让人惊喜，实际上，很多未获奖的提名也同样优秀，希望未来能够坚持，并对未获奖的优秀方案进行网络实现和推广。 在议题上呈现出对围绕“科技”与“社会”议题的对焦，发掘、助推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策展人和展览，展览最终实现的完成度都很高。另外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最终的入围展，前期的广泛招募征集、初评入围选手们的出行考察，相信都在对很多人提供出了新鲜的机遇。——盛葳 同时，在何桂彦看来，这几届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年轻策展人参加，并且，他们都有很好的表现。主办方在遴选方式、评委机制、展览方案的写作，以及对青年策展人的指导方面，都在不断的推动、不断地优化，这些工作，保障了优秀的方案最终得以呈现。希望今年有更多的青年策展人参与其中，珍惜这个平台。 作为现代汽车文化中心的重点项目之一，Hyundai Blue Prize中国青年策展人大奖承载全民创新，乐享生活的梦想，是一个专为中国设立的完全开放的多领域艺术实验平台。Hyundai Blue Prize在评估选手时，更加看重的是创新性和可持续性，而非着重于选手的以往经验。每年，中国的青年策展人将会根据能够反映出现代汽车集团长期愿景的主题，提出自己的策展提案。此后，选拔出6位决赛选手参与初评评委和专家评委的导师项目。他们将在评委们的帮助下准备自己的最终提案，建立自己与国际艺术界的关系网，在国际平台上探索无限可能。
“策展人”是艺术家的代言人，通过一个故事， 一种状态，一次冒险，让观众了解艺术品背后的含义。 “策展人”是导演，他结合多方力量，用自己的凝聚力实现从艺术家到设计者的共同想法。 “策展人”是导师，用其专业知识为大众带来新鲜体验，激发观者丰富灵感。 “策展人”是制片人，有限的经费，也能呈现出完美的展览。 “策展人”是时间把控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从策划、制作、空间设计到搭建、布展、宣传，样样掌控在手。 当艺术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当多元融合不再是空谈，这里的展览除了强烈的感观体验，更有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