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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外国风潮的流入和电视的普及，同样是廉价健身的健美操开始流行，这标志着中国健身潮的新开端。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的健美操引入中国后引起轰动，本土的“马华健美操”也一度风靡，在家跟着录像带跳健美操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健身。

　　健美操与今天“健身热”的相似逻辑在于，变美取代了健康，成为了健身的主要目的，女性则为塑造自己身体的曲线美而选择运动。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健身房的真正普及与健身热的到来，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深入而真正展开的，也伴随着身体的数据化和塑身的科学化而迅速升级。

　　相比西方，中国的健身房文化来得迟而迅猛。西方的健身房及健身器械已有120年的发展历史，而西方健身器械的大规模商业化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19世纪50年代，詹德医生受医疗体操启发研制的运动辅助机械是其雏形。最受欢迎的健身器材之一跑步机(treadmill)历时更长。在成为时髦的健身器材之前，跑步机曾是一种残酷刑具，在英国各地的监狱之中长期广泛使用。

　　在19世纪末，《纽约时报》记者对健身房的描写依然显得陌生而异化：“每一件设备占据一间装置精良的大房间，这些房间里机器依次排开，外行人一看还以为是精心设计的刑房，而非医生的办公室或健身房……”而如今，健身房作为一种自我强制、自我上瘾的运动方式，已成为都市中产生活的标志。对于中国人而言，健身房的健身行为作为一种透过计量达成的现代健身方式，并未沾染上世纪布满位置机械的刑房印象，而更接近于一家让你自愿前往的医院，在这里，“身体就是代表能力的数字的集合”。

　　尽管公共空间在城市建设扩张中面临萎缩，但在面向大众、具有集体性的廉价体育之外，面向个体的健身房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也被视为国家体育健身产业的重要部分。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全民健身日”的确立，以及2016年“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的确定，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健身房运动还是廉价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和综合国力都有积极作用。廉价体育和健身房都成为今天生命政治的有效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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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APP:平民化健身？

　　据统计，2018年中国健身俱乐部的总数已达5861家，这意味着每百万中国人即对应4.2个健身俱乐部。在近两年的城市服务业平均薪资榜上，健身教练一直位居前三甚至第一。健身教练已成为真正的高薪职业。这也意味着更多经济能力不足的人被阻隔在健身房的准入门槛之外。

　　如今，健身房和跑步机开始成为中国人现代都市生活的标配。而这个时代平民化健身的选项，除了公共空间的广场舞、太极拳和马拉松，还多了可以在家使用的健身APP.2018年，中国的健身跑步类APP用户人数已突破2.5亿。利用智能手机，健身APP降低了健身的门槛和成本，新手可随时享受免费或付费的健身指导。

　　大众健身往往需要一个组织单位，需要占据大量的公共空间。而如今，健身APP则可以将健身留在私人领域。这正应了汉娜·阿伦特的说法，希腊人在家庭和公共世界之间所做的明确区分：“维持赤裸生命的活动，必须要在其他人的视野之外完成。”健身APP改变了健身房的运动逻辑：“人们对基本生物过程的自我控制”(马克·格里夫)——写满了痛苦、泪水和高潮的脸庞，不必再暴露于健身房的镜子以及陌生人的非社会性陪伴之中。健身APP让健身成为私密的事情，进一步取消了身体在公共空间的肉体存在——尽管在社交网络上打卡等行为，依然意味着健身将始终是高度景观化的行为。

　　如今，健身这件事透露出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全面内卷，原子化是正当且舒适的存在状态，亦符合社会期许，这种无限向内的倾向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分离，包括把自己的身体也处理为他者。无论如何，健身的风靡宣告着我们正告别大众体育时代的运动风格，而无论是悲是喜，身体在当代消费社会之中再难以摆脱景观化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