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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初期，市疾控层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由八个工作小组中的疫情监测组进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区疾控的医生也会进行部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但是，由于疫情监测组统计、监测工作量较大，区疾控存在人手不足问题，杨智聪感到，疫情初期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做得不够细致，这就意味着无法及时找到人群中的潜在感染者，在抗“疫”工作中是大忌。

为此，杨智聪迅速调整工作小组分工，强化流调力量：一方面，市疾控层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改由应急处置组负责；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区级疾控中心联动，“我们把广州划分成6个片区，派出6个流调经验丰富的科长到各片做片长，和区疾控一起组建片区流调队伍。”同时，杨智聪对流行病学调查提出规范：“不能仅仅根据经验问、问了不说就算了。我们规定，病人的行踪要从发病前的第一天逐日问到第14天，不记得或者不愿说的，则通过市里相关部门的大数据查清。”

“杨主任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十分细致、严谨，每一份交上去给他审阅的报告，任何表述都要求我们有数据支撑、佐证，甚至有时半夜一点还会为了报告上的某个表达不清的细节要求我们核对。在讨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时，对于一个病例，即使已经找到了一种传播途径的证据，他也不会放弃对其他传播途径可能性的排查。”一名市疾控的医生告诉记者。

理顺机制、制定规范后，广州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质量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一些本来感染源“不明不白”的本地病例，经过“高能”、“烧脑的”流调过程，都被证实其实和输入性病例相关，更产生了一些流行病学调查的经典案例。如本报独家报道的《一餐团年饭，相邻三桌感染！》所涉及的案例，正是市区疾控医生联手破的案。

“默默守护大众健康，是疾控人的使命”

从1月19日至今，杨智聪的时间表中就没有了“休息日”的概念，“有时晚上10点下班回家，工作电话还一直‘追’着我，事情一来就要做，可以说压力非常大，到半夜一两点才休息也是常有的。本来每年年初八我都固定给妈妈庆生，但是现在已经很久没去看妈妈了。”

现年58岁的杨智聪，入行已快36年。他笑称，自己年轻时“懵懵懂懂”，“报志愿时想读医，但是对医学不是太了解，服从分配就读了这个‘医’。”在多年工作中，在多次疫情的洗礼中，他越来越为疾控人的身份而自豪，尽管这并不是一个让许多市民所熟知的群体。

“你看着我现在穿着白大褂，是医生的身份，但是和市民们通常所认为的医生又不一样。市民们经常接触的‘白大褂’是医院里的医生，我们是公共卫生医师，他们是临床医师。市民病了，会主动去医院找医生，但是在健康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要来找我们，多数是我们主动去找他们，或者说，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默默为他们提供了服务。”杨智聪举例，从孩子出生24小时内接种疫苗，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流感、龋齿、儿童意外伤害等预防，老年慢性病的非药物干预，都是疾控的职责范围。“疾控人和临床医生一样，都是保障大众健康的专业队伍，而且我们的工作和市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们吃得每一顿饭是否安全、喝的每一口水是否洁净、你们看电影时电影院空气是否符合卫生标准、每天乘坐的地铁是否存在危害身体健康因素，都是我们去做监测、做评估，发现问题后会随时提出，让相应部门整改，去除风险因素，保护大众健康。这就是疾控人的使命和奉献。”

眼下，广州正在复工复产阶段，面临大批外地人员返穗。“虽然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二级，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原来要做的防控措施，也一定不能够放松，尤其是社区、企业、市民。对每个市民来说，戴口罩、勤洗手，是最‘原始’、最简单又有效的防控措施。”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伍仞 通讯员穗卫健宣

图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邱伟荣、杨耀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