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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全球化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经提到经济全球化了，那个时候的全球化主要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无论是马克思时代还是一战以前的全球化，我觉得全球化主要是区域性的，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比如帝国的殖民地政策，也是一种全球化。

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又是另外一种全球化。这个时期的全球化是基于主权经济体的全球化，其具体形式与特征是制造整产品。1980年代以前，我们所谓的美国制造、德国制造、英国制造、日本制造，说的都是整产品。

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为止的全球化，又是另一种全球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达伊·罗德里克有个说法叫“超级全球化”，我自己把它称为无限度的全球化，就是不再以主权经济体为基础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国家失去了它的经济主权。

这一波全球化使得产品形式再次发生变化，之前是整产品，而之后就是组装品。这一波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其目的是打造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这正是组装品背后的真相。

这一波全球化，从经济学上来说打造了高效率的有效配置，但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个人财富在分化，社会中产阶层急剧缩小，社会群体遭到破坏，主权国家税收就业受到冲击。这是当前美国到处抗议的根源，也是特朗普白人民粹主义的根源。

▲“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事件”，在美国引发持续抗议活动。（图源：视觉中国）

新京报： 那经过疫情，经济全球化将会是怎样的走向？

郑永年： 前面提到经济全球化分不同历史阶段，我认为，疫情发生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已经走不下去了。我的判断是，疫情之后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全球化的形式内容将会改变。

全球化本身是资本运作的产物，流动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资本必须去到能赚钱的地方，资本如人的血液，一旦流动停止，就会死掉。所以全球化不会停止。政治人物可以限制它，但消灭不了它，也阻挡不了它。

但是， 疫情之后，全球化将进入一种“有限全球化”，会强化主权政府的经济主权。

怎么强化？首先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目前各国在做的是把国家安全的东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第二，要把跟老百姓生命安全有关的产业尽量放在国内。比如，这次疫情提醒大家最需要的是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经过这次教训，主权国家会将这些产业放到自己的国家。

另外一个走向是分散风险，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布局不会太集中，尽量把产业链放在不同国家。这是经济理性，而不是出于政治考量。

三、“中美国”不复存在，但中美不会完全脱钩

新京报： 众所周知，这次疫情让中美关系广受关注。2007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经过这次疫情，你觉得“中美国”这个概念还会成立吗？

郑永年： “中美国”是一种现象描述，说的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中国生产、储蓄，美国消费，它无非描述了中美之间经济上的高度依存关系。

但是，第一，这种关系并不平等；第二，因为不平等，所以不可持续。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这种所谓的“共生关系”中，中国出制造，美国出思想，美国永远掌握高附加值，而中国只有低附加值。从道义上讲，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迟早要打破。

另外，“中美国”只是描述一个经济现象，并没有考虑到两个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但你看，从特朗普上台以后，这种矛盾就暴露出来，贸易摩擦、外交攻势……所以从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国”这个概念就已经没有了。

新京报： 那中美关系会往哪个方向走？

郑永年： 应当承认，从贸易摩擦，到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已经有了“新冷战”的端倪。一些人担心，美国是不是在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

我认为，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资本还要流动，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 这两个经济体不可能完全脱钩，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会降低，不可能像“中美国”那么紧密了。 两个体系、两个市场已经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但两个体系不会完全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