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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习书记就给我介绍认识了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的行长。行长说：“我们派个小组去你们美国公司考察，你在我们中国银行开个户头，我们看得到你们的物流及资金流，并请你和林文镜先生个人担保，就可以给你们贷款了。”这个事情后来就比较顺利地办成了。

　　习书记做事，很能抓住事情的关键点。他找银行来与我们沟通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只有比较开明的银行才懂得国际上的这些东西，这样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他当时没有找福清的银行，福清的银行没有国际化，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他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没有破坏任何规定。

　　我真的很感激习书记，他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相对容易解决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资金没这么多，大陆的国际化程度也没有这么高。他帮我们解决银行贷款等问题，为我们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后来，福建出了一些走私案，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我们冠捷是这边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始终规规矩矩地经营，没有辜负习书记的信任，也没有给福建的领导添过任何麻烦。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帮助了这么多台资和外资企业在福建落户发展，您觉得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宣建生：习书记帮助这么多企业在福建扎下根，主要还是为了福建的经济发展，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出于他对“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深刻体会。我们两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曾说：“是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了，是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富起来了。”

　　中国要想发展，既要改革，又要开放。党的干部如果不改变看法和做法，怎么可能会有进步呢?习书记就是非常务实地去理解这些事情，去做这些事情。

　　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习书记是一个生活很简朴的人。他对吃喝的要求很简单：下乡的时候，一碗炸酱面，或者一份饺子，甚至一碗酸辣汤就可以是一顿饭，搞得超标了，他还不允许。他对穿衣也没有过高要求，只要干净、整齐、得体就行了。

　　他非常好学，喜欢看书，喜欢出去多看，多下去了解实际情况。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有道理的。据我所知，他喜欢看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讲台湾经济起飞的书，介绍新竹科技园区、高雄加工出口区等方面的书。这方面的书，我都会从台湾带来给他看。他也送给我书，送我的第一部书是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书写得非常好。他还喜欢跟我谈他看的书。他看过我带给他的书之后，也会跟我交流。

　　让我特别难忘的是，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比如，他很关心我和我的家人，见面时常问：“你太太和孩子都好吗?”我太太带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上学，每年寒暑假回来两三次，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对我说：“你下次回来，有机会请你家人一起吃个饭。”有一次，我和太太回福清看看，他正好也在，我们就在一起吃了饭，他对我的家人很亲切，很热情。

　　有一次，我跟他出国考察，飞到上海转机，他知道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就要请我吃饭。我们吃饭的地方并不是很高档，是在城隍庙那边吃很传统的老上海菜。我说：“真没想到你还知道这家店呀!”那次上海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真的很有人情味。

　　还有一点就是，习书记和我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所以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很谈得来。

　　我是19岁去的台湾。1949年，我父亲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因为家里人太多又很匆忙，就把我给落下了。台湾那边有人说，“宣先生是吃共产党奶水长大的”。确实，我受过很多社会主义的教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那一代年轻人追求奉献社会、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但我当时属于“黑五类”，上小学时就被送到农村去劳动，上初中时就去插队了。16岁到18岁在贵州都匀插队，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段岁月很艰苦。

　　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就跟习书记有很多这方面的共同语言。他跟我讲，他去陕西插队，那时候很饿，连生肉都能吃下去。他还说，他那时候干体力活和当地的老乡一样，可以扛上百斤的粮食。他跟我分享他在陕西的那段岁月，我很有共鸣，所以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