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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地产商业广告中，宣传资料一般被视为要约邀请，但如果出卖人(即开发商)在宣传材料中对房屋和相关设施的说明是具体确定的，而且对商品房价格和买卖合同有重要影响的，比如房屋的结构、户型、面积、装修、朝向等以及开发规划范围内的学校、医院、道路相关设施等，即便是商业广告，也很有可能会认定为要约。

　　那么，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芯片对车辆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车辆价格的确定是否具有类似的“重大影响”呢？这会成为一个争议焦点。

　　其他难点

　　从最高人民法院对宾利案件中“事故车辆”一案的判决结果及理由来看，特斯拉车主主张的认定欺诈及“退一赔三”诉求还存在其他诸多方面的难点。

　　我国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填平原则”，即权利人损害多少，义务人便赔偿多少。但对欺诈行为的处理是大大超越了填平原则的，“三倍赔偿”一方面体现出对欺诈行为的严厉惩罚，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欺诈行为的认定和评析要达到一定条件。

　　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宾利案例可以看出，在实际审判中判定一方欺诈，要考虑相关事项是否影响了缔约合同的根本目的，包括上述提及的，双方是否就相关事项进行过专门约定，以及问题是否严重、处理措施是否复杂、有没有给消费者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还要考虑当事方是不是存在主观故意。

　　在特斯拉自动驾驶芯片“减配”事件中，HW2.5和HW3.0都是开发成熟的芯片，但HW3.0有计算能力更强、功能更先进的特点。“减配”问题是否严重呢？还需要结合是否会给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或财产利益带来影响及影响程度来具体衡量。

　　在处理措施复杂度的方面，如果升级相关芯片即可解决该问题，那么，该处理措施是否构成复杂，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过，特斯拉芯片“减配”与上述宾利“事故车辆”案例还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也可能导致在实际判定中形成不一样的认定尺度和标准。

　　一方面是涉及零部件不同，宾利案件中更换的是厂家原装的右后窗帘总成，特斯拉被调的则是自动驾驶芯片，二者对行车安全的影响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发生的原因也不相同，宾利车是经销商实施的汽车行业正常的PDI(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程序，而特斯拉则是“供应链(短缺)状况”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宾利车事件是个案，而特斯拉芯片“减配”是发生在至少数十位车主身上的，也正因此，才会形成“集体诉讼”一说。

　　实际上，去年已有消费者针对芯片问题将特斯拉告上法庭。相关裁判文书显示，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车主主张：返还购车款43.95万元并支付购置税3.97万元，并赔偿131.85万元。该案件疑似尚在审理之中。

　　武峰律师最后指出，汽车消费领域欺诈类纠纷案件，往往具有比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就上述宾利案件二审判决在官网上刊登的文章中所指的那样，“汽车销售欺诈类案件，个案事实细节不一，而细节事实在欺诈的认定上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略。”

　　“对特斯拉‘减配’事件的法律评析，在遵循和对照前述有关法律规定和判例指导精神的基础上，还要看该事件中的相关事实，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的信息可能不是非常完整、准确，而且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还需要用相关证据来体现。尤其是涉及到汽车消费领域的案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武峰律师表示。

　　他还表示，不管该案最终结果如何，汽车消费者依法维权、天经地义，汽车经营者依法保障消费者权益、理所应当，相信随着汽车消费领域近年来维权案件频发所形成的累积效应，最终也会为建立良好的汽车消费环境及和谐的汽车消费秩序创造出公平、公正的外部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