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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日益提速的复工复产中，餐饮服务行业复工复产依然遥遥无期，只有一些大的连锁餐饮机构开放了外卖。一位武汉的餐饮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或许餐饮行业真正解禁需要到5月中旬以后，而且几乎不可能会出现报复性消费。而这其中，房租成本、员工薪酬成本等都是企业的大块支出，他打算5月份开放外卖业务，缓解一部分压力。

王涛也承认报复性消费不太可能存在：“疫情期间，武汉人心中的弦一直紧绷着，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在外聚餐。同时，企业损失惨重，负债累累，员工工资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市民消费也趋于紧缩。”

不久前，来自武汉近100家中小微餐饮企业联合向武汉市委市政府发出求救函，称2019年武汉95%的中小微餐饮企业全年处在亏损或微亏临界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武汉中小微餐饮企业生存已达极限值的最低点。在求救函中，这些餐饮企业提出几条举措，包括减免房租、贷款担保贴息、员工补贴和发放消费券等。

不只是餐饮企业，一些中小企业复工遥遥无期，现金流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倒闭。破产带来失业，带来消费的萎缩。即使没有失业，一些民营企业也纷纷降低了薪酬。而长期严格的小区管控，也让很多靠拉业务提成的市场部门员工难以真正复工。一位负责市场开拓的武汉人坦言，最近两个月只能拿到微薄的底薪。

“即使GDP数据再好看，如果老百姓发现身边的人已经纷纷失业，也会对武汉经济失去信心。”罗知表示，当务之急，政府应将经济重心放在民生领域，一方面保企业，减少破产率和失业率；另一方面促销费，通过刺激政策拉动消费，提振信心。

此前，有专家建议采用发放消费券方式，带动消费。对此，罗知算过一笔账，按照武汉常住人口1400万来算，如果每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即投入140亿元，将拉动市内消费239亿元。

除了消费券，罗知建议改革武汉的公积金制度，允许自由提取，以增加消费能力。按照目前武汉公积金政策，使用过住房贷款后就不允许再提取，直到退休。“这是不公平的，我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能提取？”罗知反问，如果担心挤兑，可以规定公积金必须留一定比例在账户中。

真正让老百姓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必须保住就业，保住企业。对此，一些民营企业提出，通过补贴的方式，缓解现金流压力，或在金融政策发力，融资政策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韩乐明则认为，补贴企业难以实现公平，极易出现马太效应，不如对产业进行补贴，按生产规模固定补贴额度。

截至4月10日，武汉市经信委已发布六版《武汉市应对疫情惠企政策汇编》，收录中央到省、市、区各级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细则共116条，但多个企业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很多政策或是暂时无法落实，或是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收效甚微。而且这么多的政策企业也来不及一一研究。

何伟倒是研究了其中一些惠企政策，发现很多政策都没有量化，企业无所适从，比如社保减免的政策，整个2月份没有复工，是否应该减免？3月份有一半时间没有复工，如何减免？此外，新的贷款优惠利率，中小微企业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享受？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复工复产，一些前期暴露的问题也渐渐迎刃而解。采访三周后，当《中国新闻周刊》再次回访，何伟高兴地回复，东顺获得了300万元的信誉低息贷款，“资金问题解决了”。

在官方渠道之外，企业还应抱团自救，共渡危机。这些年，“楚商”资源和校友资源在武汉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王涛看来，作为一个古老商帮，楚商崇文尚智，善于吃苦，有创新意识，这几年尽管有所发展，但和浙商、闽商等商帮相比还是有差距，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抱团。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人、湖北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作出了巨大牺牲，无论在湖北还是省外，抱团发展，才能抵御更大的冲击。”王涛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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